与铁柱交谈了一小时有余，他来自甘肃，现居墨西哥城，经营着一家中餐馆。餐馆雇用的都是墨西哥本地员工，通常在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半准时打烊，服务员们都会按时离岗，无人愿意超时工作。若老板提出加班，则必须支付三倍的工资。然而，他们更倾向于用这些时间来饮酒欢歌，而非加班赚取额外收入。我好奇地问道：“难道你们从不加班吗？””“你只要让他们加班，直接给你当面怼回来，甚至辞职。”
墨西哥外卖市场日益繁荣，Uber和滴滴的表现都相当出色。他们的佣金比例是30%，而3公里的配送费用大约在15元人民币上下。即便如此，墨西哥的中餐馆经营状况良好，他认识的一位经营黄焖鸡的中餐馆老板，其月度纯利润甚至能高达十几万元人民币。
在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我国首屈一指的酸菜鱼连锁品牌“鱼你在一起”，其海外负责人军总向我透露，该品牌在当地的市场效益比国内提升了大约50%。在这里，一份酸菜鱼的价格大约是30马币（相当于48元人民币），比国内高出60%。店内堂食生意异常兴隆，以至于无需额外开通外卖服务。当地的外卖市场拥有四至五家主要平台，它们都运营得相当良好。
然而，审视我国餐饮行业，无论是外卖平台，还是餐饮店铺、送餐员、顾客，整个产业链上的每个人似乎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当前我国外卖行业存在一种矛盾现象：外卖平台为了盈利和扩大规模，商家追求利润和客源，快递员需要收入和社保保障，送餐过程不能过于匆忙，而消费者则希望价格低廉、品质优良、送达迅速。
这根本不可能！
在这个产业链中，每个部分都面临着bug的困扰，日子过得颇为曲折。平台、商家和消费者都普遍接受了低价商品，因此蜜雪冰城、拼多多、美团等公司及股票成为了市场中的佼佼者。
外卖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我国餐馆中有高达30%的订单来自外卖，这一比例位居全球之最。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的工作节奏迅速，城市人口密集，而且令人惊喜的是，外卖配送的费用在全球范围内算得上是最低的。
但美团外卖的财报，显示外卖本身根本不赚钱。
公开信息表明，2024年美团的外卖业务盈利能力介于6%至8%之间。根据公司当年的财务报告，其核心本地商业板块的整体盈利能力达到了18.2%，然而外卖业务的盈利比率却不及到店酒旅业务。有分析师预测，外卖业务的独立盈利比率也大致处于这一区间。进一步地，在扣除研发和市场推广等成本后，净利润率仅有3%到5%。这显然并不构成高利润的生意。
美团、京东、饿了么三家公司在外卖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其中，京东的日订单量突破1000万，饿了么更是高达2000万，而美团则维持在4800万至5000万单之间。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巨额资金投入的结果。以深圳gaga的三文鱼饭为例，原价72元，美团优惠后降至68元，饿了么则是54元，而京东更是低至51元。尽管我也尝到了平台竞争带来的好处，然而平台并非慈善机构，最终，那些投入的资金和吸引来的用户，终归是要转化为实际收益的。
我有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在深圳从事装修行业，本月他的生意异常兴隆，本周内他已经承接了五家门店的装修项目，并且对方提出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装修。这些门店均为新租赁的场地，主要用于开设京东外卖店。
京东目前享有流量和补贴，且不收取佣金。因此，众多地方经理为了达成业绩目标，纷纷抢抓机遇，开设了新店铺。这些店铺提供的菜品均为标准化、半成品，其毛利润高达50%。由于店铺位于深圳郊区的城中村，租金成本仅为3至4千元，且所有设备均为二手购买，加上装修费用，一家店铺的总投入不超过5万元。开业后，与外卖推广团队合作，每月可赚取数万元利润。
若能成功运营，每年便将流量转手他人；若不成功，则在抓住这波流量后迅速关闭店铺——这些人专以快餐和外卖为手段进行羊毛党活动。然而，对于平台而言，这虽短期内看似热闹，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损耗。外卖只是作为吸引流量的工具和入口，而非餐饮业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我从事外卖业务，目的在于未来能销售更多商品，例如生活用品、数码产品等，而非我真正致力于将餐饮行业做得更好。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大型外卖平台如Grab广为人知，而专注于特定领域的华人外卖平台，其创始人亦为我所熟知，例如唐人街外卖等，这些平台仅服务于华人和中国人，提供中文服务和中餐。我们彼此和睦相处，未曾有过激烈的对立，未发布过攻击性言论，也未参与过同行间的口水战，更未陷入价格战或过度烧钱的漩涡。各平台深耕自己的细分市场，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餐饮市场竞争激烈：一旦涉足外卖领域，商家们便陷入流量和价格的激烈竞争，普遍反映利润微薄，纷纷抱怨平台抽成比例过高。以马来西亚为例，外卖抽成高达28%至30%，墨西哥的抽成更是达到30%，均高于国内水平，然而当地餐饮业却依然繁荣。
我曾游历过三十余国，其中最令我心驰神往的，便是与当地的中国商人交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这些中国商人，他们在海外创业，普遍都表现得相当规矩。比如经营餐馆，他们实行服务员八小时工作制，提供社保，支付三倍加班费，且从不拖欠工资。清晨，无需高声称赞“好，很好，非常好。”面对无理取闹的顾客，要么将其请出店门，要么请警察来处理。
即便在缺乏外卖服务平台的年代，我国餐饮业的员工便已承受着全球最恶劣的待遇，他们不仅工作时间漫长，而且劳动强度极大。他们需通过指纹或人脸识别打卡上下班，还要经历繁复的企业文化培训，如参加晨会和夜会，并高喊口号。大多数中国餐厅的服务员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很多人甚至没有社会保险，还要面临各种罚款和扣款，一旦离职，拖欠工资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有了外卖平台的兴起，餐厅不仅要竞争员工，还需与同行业者展开激烈角逐。为了在激烈的外卖市场竞争中胜出，同品类的餐饮企业不得不在宣传推广上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在外卖业务板块，美团等平台最盈利的部分并非提成，而是商家通过点击推广、竞价排名等方式，这类似于百度的竞价排名和淘宝的聚划算活动。
例如，一家经营卤肉饭的商家，若想在美团外卖平台上获得更多曝光和搜索机会，并使自己的店铺排名靠前，便需启用推广服务，并在支付一定费用后自行管理。若其竞争对手同样提供一次广告一元的优惠，为了在排名上超越对手，该商家便需将竞价提升至两元。每天花费1000至2000元以争夺排名，已成为行业常态。整个卤肉饭品类内的商家，纷纷加入了这场无形的竞争漩涡。
通常情况下，正午11时起，众多餐饮店铺便纷纷参与流量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竞拍价格与排名的急剧攀升，直至午后1时方才有所减缓。而到了傍晚时分，则多转为咖啡与奶茶的竞拍，至晚上10点，则转而推广夜宵，诸如小龙虾、烧烤等美食。
在推广过程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还要确保菜品价格低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低价策略能够有效提升交易成功率，实现客户引流。这一做法使得餐饮业竞争愈发激烈，也使其成为淘汰率极高的行业之一。
马来西亚某连锁酸菜鱼餐厅的中国老板向我透露，他们并未提供外卖服务，顾客都是直接进店用餐。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上班族并不像国内那样忙碌，中午休息时间充裕，可以悠闲地到餐厅用餐。而在中国，由于上班族的时间非常紧张，他们迫切需要快速的服务，这就要求送餐员必须迅速，餐厅的出餐速度也要快，这也正是预制菜之所以流行的原因。
骑手们之间竞争激烈：许多人批评该平台对骑手的管控，这一现象确实存在。在新加坡期间，我与当地华人外卖平台——唐人街外卖的CEO田野进行了交流，了解到他们平台的骑手在完成3公里配送任务时，可获得的费用为3.88新币（约合21人民币）。若骑手未能按时到达，将面临一定的罚款，然而，“我们与中国的骑手管理制度相比，差距甚远。他们构建了一套完善的系统和体系，以及高度的专业性，我认为即便是像Grab、Uber这样的国际大平台，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对于我们来说，对骑手的管理仅限于一些常规的规则性措施。”以送餐为例，若骑手迟到半小时，他将失去这单的收入。如果因此客户退单，骑手要承担50%。”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期间，我了解到外卖平台的老板透露，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月薪大约在2500马币（相当于4200元人民币），而从事骑手工作的他们，若每天工作8小时，月收入可达3000多马币（约合5000元人民币），更有甚者能拿到6000马币（即10000元人民币）。此外，新加坡的田野也分享了他的信息，据他所说，他们那里的骑手平均月薪为5000新币（大约相当于2.8万元人民币）。
新加坡媒体报道，有一名马来西亚公民，他被新加坡送外卖这份工作的收入所吸引，于是铤而走险触犯了法律。根据新加坡的相关规定，外籍人士若要从事有偿工作，包括外卖配送，必须拥有合法的工作准证，例如WP、SP或EP。该男子缺乏工作许可，却借助某些平台存在的注册漏洞（某些平台在签证类型审查上不够严格），假扮本地居民身份接受订单，通过参与多个外卖平台送餐，短短6个月内便赚取了大约3万新元（相当于17万人民币）。
在众多国家中，外卖配送员这一职业虽非光鲜亮丽，然而其收入却普遍高于其他职业。然而在我国，这一行业的骑手们却并未能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据公开资料显示，专业配送员每日需工作10至12个小时，完成40至50个订单，大致能赚取7000至9000元。扣除电动车租赁、维修、充电、餐饮以及租房等费用后，所剩无几。
主要原因是内卷现象十分严重。在国内外，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的进入门槛相当低，只需购置一辆电动车，通过手机注册审核，即便报酬不高，总有人愿意从事。骑手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接单数量、准时送达率以及好评率等数据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等级和权益。例如，美团平台上的“王者骑手”可以享受优先派单的特权。而排名较低的骑手可能会减少派单量，甚至有可能被淘汰。多数骑手被迫选择“卷时长”，每天工作超过小时。
一些骑手借助作弊工具（例如自动接单插件），尽管平台对其进行了严格的打击，但此类行为却始终难以根除。在某些极端事件中，甚至有骑手破坏了他人的电动车，或者恶意举报其他骑手，目的在于削弱对手。
我国的外卖配送费用在全球范围内堪称最低，配送效率也位居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另一方面，现有劳动力的价值并未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由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最终反映在价格竞争中，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收入，这是劳动环节中最基础、最原始，同时也是最具替代性的模式，其本质就是长时间的忍耐。对骑手最好的关爱，不是在网上打字，而是现实中打钱。
消费者已养成追求低价的消费习惯，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等地的外卖服务，其背后主要因素在于人工成本并不低廉。由于骑手工作极为辛劳，多数人不愿从事此职业，因此他们需要获得比他人更为优厚和丰厚的报酬。换句话说，消费者实际上是在为配送服务的费用支付费用。
墨西哥外卖订单数量持续攀升，Uber与滴滴的表现均颇受好评。佣金比例固定为30%，而3公里范围内的配送费用大致在15元人民币上下。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满家乐餐厅下单，距离仅3公里，餐费为25马币，配送费用则是10马币（约合16元人民币）。骑手能够获得平台给予的全部报酬，而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平台还会提供额外的补贴。
我们作为消费者，已经养成了追求低价的消费习惯，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并未实现增长。因此，商家们纷纷推出满减、红包等促销活动，使得外卖市场长期维持低价态势。然而，一旦外卖配送费用有所上升，选择点外卖的消费者数量便会相应减少。
外卖的各个流程之间的竞争，最终会影响到消费者。商家在推广时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同时在菜品价格上力求低廉。结果，消费者得到的食物要么数量减少，要么品质降低。在市场经济中，很难找到既便宜、又优质、又快捷的商品。即便存在这样的商品，其存在也不会持久。
餐饮业实际上只是众多商业领域的一个缩影。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长期陷入价格战和内部消耗，消费者在职场中的价值往往难以得到认可，甚至经常遭受克扣。同时，无论是转向哪个行业，赚取更多财富的可能性都在减少，他们的收入未见增长，这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消费水平。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产业链上的各个参与者各司其职，依据各自创造的价值差异，分得相应的利润。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链条中，个体往往在特定场景中被完全工具化和原子化，普遍处于消耗状态，其中不乏不可恢复的纯粹消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平台需避免开展价格战，并不过分剥削骑手。在餐饮业，应避免质量参差不齐，同样不应过度压榨服务员。消费者愿意为优质服务支付额外费用，同时，他们的个人价值得到认可，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所有的一切，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