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内容不仅聚焦于提供实用信息，还计划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以及分享我的过往经历和内心体会。在回顾过去的过程中，我期待着能够为那些面临类似困境的朋友们，点亮一盏指引前行的明灯。
这次，我打算对一次外派失败的经历进行深入回顾，探讨其正面和负面效应，梳理其中的复杂过程，并分析我在这些曲折中获得了哪些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一、执念的枷锁，让格局变得狭窄
在公司，外派往往等同于升职加薪，这几乎成了普遍的认知。在刚工作不久的初期，我受到了这样的观念影响，急于实现中国人一生中的三大目标之一——购房。
在那段派驻国外的日子里，我饱受“赚取财富以购置房产”这一强烈愿望的桎梏，抱持着一种试图一次性完成所有事务的误解观念。
那时，我专注于一个明确的目标，目光始终聚焦在购房首付款的筹备上，对财务进行了周密的规划。我采用了GTM的月度滚动预测方法，对进度进行细致的按月管理。
一旦发现进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愚蠢到将公司特有的“离职补偿”也当作额外的收益来计算，完全忽视了未来的发展规划，这种行为就像是杀鸡取卵，极其短视。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采取了极端的节俭措施，然而这样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我日常生活的品质。
西班牙的日常生活开支颇高，各种费用都十分昂贵，因此在国外消费时，人们根本不敢将欧元的价值转换成人民币来计算。
为了削减费用，我有时会主动放弃参与某些集体聚会。这些聚会通常包括餐饮、购物、旅行等消费行为，由于我们的经济状况各异，我与那些外派同事的消费观念存在显著差异。
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结果逐渐与集体疏远。这样的状态使得原本单调的外派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孤独感与迷茫情绪也随之加剧，导致内心消耗的时间不断延长。
二、伤病，敲响了身体的警钟
在西班牙的日子里，每周一次的足球赛事成了我难得的休闲方式。然而，自那年的11月份开始，我频繁地踏上德国的出差之旅。在德国，我遭遇了漫长的伤病困扰，我的身体开始向我发出警告：膝盖无缘无故地疼痛起来。
分析原因的话，首先是因为踢完球后没有进行适当的拉伸，加之德国天气异常严寒，这对膝盖造成了严重损害；其次，当时所穿的足球鞋以及日常穿着的鞋子并不舒适，它们缺乏足够的弹性来对膝盖进行有效保护。
第三是因为盲目跟随式的健身：增重力量训练+吃蛋白粉。
那些激烈的大重量训练让我记忆犹新，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我的协调能力、爆发力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我的韧带和关节的强度也大幅下降。
自从我开始在健身房锻炼后体重有所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受伤概率大幅提升，这最终导致了膝盖的严重不适。因此，我不得不连续数月停止踢球，内心充满了懊悔和无奈。
在膝盖疼痛带来的不适难以忍受时，我竟选择了用酒精来麻痹。
在地处高纬度的地区，夜晚漫长而寂静，往往在短短一个夜晚，就能将一瓶红酒一饮而尽，唯有借助酒精的力量，才能让痛苦得到些许的减轻。
时间久了，我对酒精的依赖愈发加剧，每周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前往买酒，深陷于酒精、电视剧以及短视频制造的短暂麻痹感中，难以自控。
疫情肆虐之际，我遭遇了新冠病毒的二次感染，新毒株引发的剧烈咳嗽让我痛苦不堪，夜晚入睡时常常被咳醒，饭后更是咳嗽不止，呕吐连连，那种痛苦的感觉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膝盖的疼痛，持续的咳嗽，让我的身心倍受打击。
三、工作的阴霾，无意义的拉扯最伤士气
这段外派之旅的失败，关键在于工作中的不愉快，而这种不愉快并非因为工作成果不尽如人意。
实际上，在整个外派过程中，我经历了晋升、薪资提升以及股权分配，从业绩角度来看，似乎表现尚可。然而，工作环境却让我感到极度痛苦。
初入团队之际，因我经验尚浅，所承担的任务多为边缘性的辅助工作，负责的品类位于公司业务的核心航线之外。
我每项行动都仿佛置身于无援之地，无人关注，即便我四处寻求支持，也终究是白费力气。尽管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但成效始终不明显，我的满腔热情逐渐被消磨殆尽。
直属领导的表现更是让人心寒。
那次经历，我作为GTM成员，与一位电商部门的主管，就手机品类产品的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争执激烈直至深夜，凌晨两点我们还在通过邮件各自陈述理由，争论不休。
在此期间，我的直接上司W却扮演了调解者的角色，保持着自身的清白，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絮絮叨叨地讲述着似是而非的言论，充当起裁判，对双方各施以惩罚，完全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提供支持，那种被忽视和孤立的感觉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在西班牙，我历经艰辛，终于使业务步入正轨，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然而，在那一年的年中预算结束后，公司自上而下突然紧缩了海外预算，频繁且大幅地对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导致海外基层员工大多需返回中国区工作。
在争执不断的过程中，我屡次以诚挚的态度向主管阐述了我渴望继续外派以丰富自身经验的强烈愿望，然而，主管的态度却变幻莫测，时而表示我可以留下，时而又要求我返回中国区。
这种自相矛盾的选择让我备受折磨，不仅极大地挫伤了我的斗志，还让我对即将进行的外派任务的前景产生了浓厚的困惑和彻底的失望。
四、转岗后的挫折，让我领略到职场险恶
调职进入欧洲电商部门（担任全球市场拓展角色）之后，我似乎一步踏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陷阱。
在预算紧缩的严峻环境下，人员重复利用的问题愈发突出，同时，我正面临着以有限的资金完成繁重任务的困境。
尽管我手中掌握着众多可调动的人员，然而我那时对任务分配的技巧一无所知，难以辨别哪些工作可以灵活调整、哪些则必须严格把控。受完美主义思想的影响，我在一些非关键战略问题上耗费了宝贵的战略资源，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损失。
在庞大的电商团队中，有一位名叫L的业务骨干，他当时是我的直接上司。她的性格极为苛刻，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首先，为了提升销售数据，她不惜让下属们连续多日辛勤工作，几乎耗尽他们的精力，只为了在地区部门的汇报中短暂亮相两分钟；其次，在我回国与家人欢度春节、享受家庭团聚的时刻，她竟然要求我继续在线上工作。由于我沉浸在和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里，未能及时作出回应，结果她却在背后向我的直接上级Z进行了投诉。
幸运的是，我与Z关系颇佳，故在我休假归来后的第一天上午，他特意向我详细讲述了关于L的告状之事，其目的在于善意地提醒我，亦或是进行一番警示。
这种做法实则不太适宜，因为此举有损团队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主管L的怨气与日俱增。
L主管的工作核心逻辑让我感到难以认同，她并不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反而常常以质疑和挑战的心态面对所有事物。在管理实践中，她将“不信任”作为基础，宛如监工般不断地提出无数疑问。
这让我每天工作时都如芒在背，浑身不自在。
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那日，因身体状态实在不佳，我不得不将汇报任务转交给他人，却不幸遭到了Z的严厉指责。另有一次，我在提交的电商巡店报告中，对于时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未能详细说明，他对我连续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批评，整个过程未曾间断。
这情形并未结束，他竟然还拨通了周围同事的电话，开启免提功能，让我同时承受两位上司的斥责，将我置于极其尴尬的处境，让我感到面子尽失，自尊心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那段时间，业绩持续下滑，我越努力越觉得看不到希望。
事后经过深思熟虑，我意识到业绩的下降并非仅是我个人的责任，这就像不能仅凭一根细绳来支撑一座即将倒塌的宏伟建筑，这样的重担并非应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他们的斥责，无疑源于他们所遭遇的更高层次的挑战。尽管这并不合情理，那时的我并未理解课题与个人情绪的区分，过分关注他人的批评，以至于用他人的失误来责罚自己，这无疑暴露了我当时的幼稚与不成熟。
五、避免过度规划带来的深度焦虑感
过度规划，不是件好事，所有的焦虑都是来自于未知。
在公司后台系统中查阅档案时，我发现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许多人已在海外停留超过十年。基于这一观察，我毫不犹豫地据此为自己制定了计划，并且同步地为妻子和女儿规划了她们在海外的长期生活。
然而，当我重返现实，却遭遇了重重障碍，眼前仿佛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当心理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相去甚远，那种焦虑感便如同深入骨髓的寒意，立刻涌上心头。
海外的生活中，闲散的日子实在太多，每一天都显得异常漫长，这种如同一年般漫长的折磨与长达十年的宏伟规划不断交织，让我宛如愚公移山那般，前方看不到终点，却仍需坚持不懈。
六、建立自己的坐标，是真正的自我救赎
数年后，当我再次被外派时，我才深刻领悟到，工作的本质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往往受制于运气与缘分；而真正能够达到高位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他们的成就，并非由单一因素所决定；例如，在国外停留的时间长短，并非成功的唯一因素。
内容创作真正救赎了我，让我夺回了评价自身的主动权，这才使我真正实现了“自我救赎”。
随着我完成首次海外派遣任务，我回到了祖国继续工作，并在业余时段投身于内容创作。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创作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方面，持续的正面评价给予了我极大的激励；另一方面，我愈发觉得自己如同一个深入生命体验的探索者，渴望详尽无遗地洞察世间每一份情感、每一丝细节以及每一回回应。
在此过程中，复利思维对我帮助极大。即便面对看似简单的工作，我也总会积极思考从中提炼哪些关键信息，以助他人，而非只是抱怨连连。
这就是我所阐述的，将长远的发展计划细分为一系列有价值的具体行动，并且主动追求积极的回应，以此促使个人持续进步。
PS：从自己和身边同事的经历，总结几个外派的弊端。
人际交往方面：多数外派地区并非英语母语国家，尽管公司所聘员工普遍具备英语能力，然而在本地渠道、消费者以及供应商中，能够使用英语交流的人却相对较少。若非下定决心学习当地语言，实现与国内无障碍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脉积累不易，华子为防止人才固化，实施了定期轮换策略。他规定，员工每三年需更换一次常驻地，每七年则需进行一次较大范围的调动。以拉美大区为例，若员工被派往墨西哥，需在墨西哥停留三年后，转至哥伦比亚、巴拿马、智利等地；在拉美大区累计服务满七年之后，还需调往其他地区部，如中东非地区。
频繁变动工作地点，对个人而言，往往不利于有效利用过往积累的社会资源，且难以形成任何实质性的积累。
额外的生活开支通常包括：多数企业会提供食宿（补贴或食堂），然而，若是在发达国家进行外派，日常开销水平虽未改变，但所需金额却大幅增加。无论是衣物、餐饮、交通、日常用品还是娱乐消费，情况皆是如此。在欧洲，人们需要花费是国内2至3倍的资金，才能获得与国内相当的服务水平。
然而，若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活费用将转变为有利条件，你仅需支付一半的费用，却能获得双倍的服务享受。（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不清：我国派驻员工如同辛勤的牛马，居住在公司周边，日常晚上加班，周末白天开会成为常态……由于必须随时应对工作需求，他们通常选择在公司附近租房居住，这无疑加剧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模糊。即便回国休假，工作也常常相伴。
在本地进行薪资发放（即以当地货币支付），可能会遭遇汇率波动的风险：由于某些国家货币波动幅度较大，若在发放薪资时未能及时将货币兑换成人民币，就有可能因汇率贬值而遭受“隐形减薪”的后果。
若非打算长期在海外定居，身处异国他乡工作与生活，长期的外派经历会使个人与国内社会产生隔阂；社交媒体、时事热点以及文化节奏都会出现不协调的现象。若未来选择回国就业，还需重新适应一段时间。
饮食方面，不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是常见问题，若公司没有食堂，自己烹饪菜肴会耗费较多时间；若选择中餐，开销较大；而若尝试西餐，则需个人承担更多费用。
8. 家庭方面：
若你已有伴侣：需应对因地域差异造成的时差问题、身处异地的挑战、可能的争执乃至分手等状况，同时要注意，部分企业的探亲机票仅限于直系亲属和配偶使用。
若已婚，夫妻双方长期分隔两地并非长久之计；若让另一半随同外派，则可能需付出个人职业发展的代价。再者，若家庭中有孩子，配偶将无法继续工作，只能全职照顾孩子。将来孩子若回国，可能难以适应国内的义务教育，只能就读于国际学校。
若家庭存在，不带伴侣和孩子一同外出，亦成困扰。夫妻间的情感、亲子间的互动、孩子的成长教育……诸多话题皆能引发激烈讨论，使人疲惫不堪。
凡事都有两面性，外派工作对于打工人个体来说，有哪些好处：
在外地工作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与在国内就业相比，外派员工不仅能获得原本的薪资，还能享受额外的外派津贴、租房补助、餐饮补贴以及交通费补贴。此外，在绩效考核方面，外派员工也会得到一定的优待，这包括但不限于获得优秀绩效评价、奖金发放、职位晋升以及项目奖金等。
单身在国外工作，收入较高，工作量也较大，休闲时间相对较少，因此虽然手头宽裕，但缺乏消费的时间，这就是他们能够快速积累财富的原因。
建立职业门槛更为便捷：较高的要求，以及拥有海外工作经验，都成为应聘其他公司海外职位的显著优势。在当前中资企业纷纷出海、享受海外市场红利的大背景下，这无疑是一条避开激烈竞争的优质途径。
能够深入交往于高层人际关系：与同样身处外派的高级管理人员建立深厚的革命情谊，相处时间越久，未来得到他们帮助的可能性就越高——无论是转岗还是晋升。
额外的休假同样涉及经济成本：例如，海外探亲的假期，每满一个月就能累积出一天的假期，这部分假期是在常规年假之外的额外探亲福利。
远距离旅行的费用降低，海外工作期间，假期频繁，得以不时游览周边国家。特别是对于位于地球另一侧的拉美地区，我了解到许多同事在离职前，已经将北美、南美乃至南极洲游历了一遭。
英语口语能力增强：从沉默的英语学习者转变为敢于开口的英语使用者，无论是流利度还是对语言的把握都会显著提高，即便发音不够标准，也比过去更有勇气表达自己。
在海外与本地团队协作中磨砺出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将使你在回国后能够熟练掌握人际交往。
由于国内外信息存在差异，我们抓住商业机会的可能性增加了。在日常工作里，我们积累的海外商业交易的关键信息，能帮助我们把经验转化为实际收益，发掘当地的商业机会，完成商业闭环，从而实现从普通员工到企业老板的转变。
由于任务繁重，实在无法全部完成，于是便形成了“松弛感”：在接收任务时学会辨别事情的优先级，若今日无法完成，便留待明日继续处理。
在追求业务利益面前，他们总是毫无顾忌地伸手索要资源，展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姿态。
